究竟有多少罪恶被埋葬
究竟有多少罪恶被埋葬
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，适逢周五，我在植物园旁的施工工地上看到了用白布挂起的上面书写着“老父在工地过劳死”的横幅。内心有众多思绪，希望在此得以一一道明。——题记
坦白而言，在听闻打针、虐童、性侵这些令人发指的词汇时，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愤怒，而是质疑，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合理性。我以为性侵三四岁的幼童毫无疑问是荒谬的言论，如同网络网络上各种虚假消息，不过博人眼球罢了。为此我还受到了来自好友的嘲讽，认为我不过是身在大城市，身在福中罢了。
然后这件丑闻大规模地暴发，各方评论四起，人心惶惶，最后便是被大量质疑的结局：大面积地删除微博，国家机构的处理以及部分的辟谣。这个结果很是令我的好友不满，认为其中大量的罪恶被掩盖，正义不得伸张，所谓的惩治不过是口号似的轻飘飘落下罢了。
然而我的内心确实有一些惶恐，我只想我此时所想到的就是那个著名的“缸中之脑”的试验：所得到的一切信息全部都由外部输入，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受到外界的控制，换言之，如同《楚门的世界》，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傀儡。
如同那个困扰了无数哲学大师的几个世纪的问题，我所看到的，听到的，触到的，嗅到的究竟是真实的吗？笛卡尔用心寄托了自己的存在，黑格尔严格定义了本我与物我，然而我呢？我又又凭何证明自己的真实性？
在李玫的《对草木俯首》中曾言：天地有自己的大时间，在这漫长的剧情中，我们无论何时出场都有可能赶不上他的前一段，也来不及等他的后一段。现在看来在时间的大幕之下，个体生命的行动力和空间的转换所能起到的作用，其实是很有限的，很多时候并不能够改变什么。我们用一生的时间，走遍世界，却未必能够真的遇见未知的自己，我们辛苦的奔赴常常不是来得太早就是太迟，在生命的际遇，或者我们并不一定能比一颗草拥有更多的选择。
如同那个在施工工地前贴出横幅的男子，想必是在老父的赔偿方面与工地发生了矛盾冲突，然而他又能怎样？是在拿到足够的赔偿后与工地达成统一撤下横幅，心中存着不知能够留几年的对父亲遗憾？或是无所获，只能够任由着这幅条在寒风中飘荡，任由它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怼？
可能是我的太过偏激，回到红黄蓝幼儿园：倘若侵犯是假，那么辟谣便在所不辞，然而媒体已然失去了它的公信力；倘若是真，那么出于全局的考量，可能矢口否认也是最后的选择——难道要这社会一直充斥着负面消息，闹的人心惶惶？或者承受将所有罪恶连根拔起的社会动荡？最可怕的不是妖，而是人心。
我情愿是个天真的孩子，永远活在最单纯的岁月里，然而就像我小时候，因为爷爷不听我的劝告，为我又装了一整碗米饭时的大哭，现在想来，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委屈，更是发觉自己所能够做的渺小的难过——如同在地磁场中颤抖的磁针，永远随波逐流，逃不开时代的浪。